这种观点强调，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的知情权以及督促行政机关面向主权人践行自己所肩负的说明责任。

这符合责任政府的基本意涵。不管是坚持人民群众路线，还是考虑规则或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都有可能促使其听取有关意见。

当然，这只是政府重塑的一个基本方面，还不足以强有力地推动一个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它需要进行风险预防，但又要把握预防的尺寸和度，对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预防原则。尽管全球化帷幕最早拉开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但是，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才更多、更频繁地被用来指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球性互动。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报告的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并引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然而，时间轴上的对比只能体现出一定的进步，并不能对这种进步是否令人满意作出合适的评价。

的确，政府信息公开既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命运，影响政府政策、决策制定质量与推行效率，又牵扯传统行政管理惯性的重大转折，在技术细节之处就有可能拉动整个局势。合法性原则的简单含义就是行政必须合乎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行政职权合法、行使职权主体合法、行政行为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合法等。近年来宪法学方法论的探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

难民、无国籍人、外国人的宪法保护。除了对合宪性解释的关注之外，齐玉苓案还引发了民事裁判中私法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即宪法私法化的问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宪法发展的进程凸显了深厚的人权价值。

如表所示：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改变了过去为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

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2004年修宪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增加了特别行政区代表，并将乡、镇一级人大任期也延长为5年。民众的宪法意识与国家宪法观的距离。特别是，对诸如吴英案等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赵作海案等重大冤假错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涉及死刑的重大案件的关注与回应。

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2011年、2018年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分别组织了国际宪法协会执委圆桌会议，介绍中国宪法学发展，与国际同行交流宪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 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基本权利体系有了新的拓展，扩大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

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宪法秩序，为重建民众对国家发展与未来的信心，发挥了重要的学术作用。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引入国内，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

宪法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宪法学一方面努力保持宪法与现实的协调，另一方面努力以科学的范畴体系回应改革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党对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统一部署，是为建立统一而有权威的反腐败机制，以有效地控制公权力为目的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对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将发挥重要作用。讨论问题集中在：宪法与国际社会。有关外国宪法学方面的教材主要有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外国宪法学》、韩大元主编的《外国宪法》等。1982年宪法颁行后，宪法学界在宪法精神的弘扬、宪法条文的理解、提升全社会成员宪法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政党政治与宪法治理的新问题。在改革进程中，宪法学界坚持宪法根本法的地位，在宪法规范与改革现实的冲突中维护宪法权威。

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课题。在宪法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宪法解释学成为具有共识性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

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 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

同时，本次修宪将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赋予该专门委员会以合宪性审查的职能，有助于推动宪法监督，有利于在制度实践中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在公法知识趋于综合化的背景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拓展其研究领域，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进行交流。如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等著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分离，学者们开始研究宪法判例与宪法事例，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如学者们编辑出版《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十—、宪法学发展未来展望 在新时代，中国宪法学研究要继续面向实践，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学术使命。

由于1978宪法存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仍受到部分人的质疑。宪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的对话 主要集中在：社会权与自由权的关系。

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义务。

宪法国际化与国际组织。在交流与讨论中，学者们就公共财政与宪治建设，我国预算民主与法治建设之路，社会转型时期的财政法治、纳税人权利保障、阳光财政的地方实践及其法治意义、财政权力的配置、财政立宪主义类型分析与我国模式分析、税收的宪法学意义解读、公债的宪法学分析等话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论坛，截至2018年已进行十四届。在改革的进程中，在学术界的积极努力下，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得到确认。

早在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八、推进宪法学中国化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可以说，宪法与改革是贯穿宪法学四十年发展的核心命题之一，以此为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18年修宪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健全。

1982年宪法的颁行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奠基性事件，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这种合作与交流，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契机，丰富与发展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学科。